与此同时，笔者并不认为中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者应该在上述困难面前知难而退。
从苏力诸多论著来看，他对法律人的职业化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5]因此也就会有他今天反对法律人思维的观点。可见，法律人思维在超越法律上并非没有条件地任意而为，而是存在一种张弛有度的司法哲学。
因此，司法问题纠缠于职业主义和大众（民主）主义、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规则主义和结果主义、克制主义和能动主义等一系列互相对峙的两难观念之中了，对法律思维二元的不清淅演变成司法的两难境地。法律人的思维提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都与中国司法需要改革并走向职业化这个背景息息相关。制造商与受害人没有合同关系，当时法律没有规定制造商对消费者有注意的义务。法学是一门关于解释的学问，所以拉伦茨说法学是以处理规范性角度下的法规范为主要任务，质言之，其主要想探讨规范的‘意义。法律人的正义感的标准在于他容忍制定法之不正义的困难程序，外行人的正义感的标准在于他究竟是否能够容忍处于法的安定性利益中制定法的不正义。
第一个三段论，可根据《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得出结论：乙应当赔偿。二是法官裁判的后果，这是会引起争议的司法考量因素。其一，实现研究对象的本土化，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
法学中国化逻辑的自然结果就是重视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这既是法学研究专业化的表现，也是中国问题意识的反映。赵中孚自1979年起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试拟稿）的起草工作并担任副组长。1958年后，人大法律系开始建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人大学派以其特有的优势，大力推动中国法学界的国际交流。
早期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一些教师中，有些是来自于朝阳的学子，分布在法理学、国家法学、法制史、民法等学科，也有一部分教师转入其他专业、院系及从事行政工作。[5]《法律系大力编写讲义》，载《人民大学周报》，1957年4月15日。
郭寿康全面参与《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是我国唯一一位参与了几乎全部重要知识产权立法的专家。1980年开始，司法部、教育部开始组织全国政法院系骨干教师统编各学科教材，人大法律系教师全面参与。作为新中国法学研究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和参与者之一的人大法律人，在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创造与积淀智识与传统，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中国法学的人大学派[1]蔚然大观。[9]许崇德：《宪政词辩》，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2期。
[6]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因特网又成为重要的教学工具。这一传统既表现为理论以实践为基础，不做脱离实际的学问，不写无根基的文章。或许正是因为人大学派有机会深入参与立法，也就有机会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法制建设的现实问题，更为深切地理解中国法律与法治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这也为准确阐释和适用法律提供了背景，为人大学派的整体学术转型奠定了基础。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倡导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策。
在持这一学术立场的研究者看来，面对法律文本，探析文本背后、文本之上、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价值与事实是法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与这一研究方法相对应的是，释法思维而非修法思维在人大法律人中更为普遍。
以原理为重心，一方面是从中国法治实践中发现原理，另一方面是从国外制度和理论的比较借鉴中转化原理，同时也对法律制度的技术性问题保持足够的重视。当时法律系的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尽管我们所用的教材以苏联的经验与提纲为依据，但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与苏联不同，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完善
从完全禁止事后法到从旧兼从轻，即在新法为轻的情况下刑法具有溯及力等。[40]前者被后来的学者继承并形成罗马法学派或学说汇纂派，以温德沙伊德为代表参与了《德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像该法令所明确的那样，编纂者的任务是发现王国的共同法律并将它转变为王室的法律。因此，中国法学对习惯法的研究是习惯法得以进入中国当代法治的必要工序。因此，蛮族法典又称为日耳曼习惯法汇编或者民俗法。[33]根据1824年《波蒂埃全集》的编者在其最后一卷附录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与波蒂埃著作相关部分的对照表统计，《法国民法典》总计2281条条文中共有1137条可以从波蒂埃的著作中找到直接相关的出处，[34]波蒂埃只不过把迪穆林（即杜穆林—引者注）曾用拙劣的拉丁文表述过的东西，不时用优雅的法语表达出来而已。
为了走出西方现代法治危机，走出通往奴役之路的这种致命的自负，哈耶克通过着重对普通法系演进历史的考察，认为法律在很小程度上才是立法的产物，绝大多数是社会演进并被法律人发现的产物，法律先于立法，内部秩序先于外部秩序，内部规则先于外部规则，[70]制度就是这些法律、内部秩序和内部规则不断扩展的结果，立法、外部秩序和外部规则的作用很有限。与此同时，哈耶克还批评了规则一元论或立法一元论的错误，并将恢复以前那种规则二元论作为自己研究和奋斗终身的事业。
另外，他还强调了法律、内部秩序和内部规则对保障自由和实现法治的意义。17和18世纪依赖哲学、而19世纪则依赖历史。
由于受近代法典化运动影响，边沁认为英国必须有一个明确、系统、完整的成文法典体系，主张建立新的审查性法学，用严密的精确的概念逻辑对旧法重新整理、改造，修正其不完善、不明确、不稳定的因素。[11]何勤华主编：《法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对于西方法治危机，昂格尔也提出了正面而具体的解释：所有经典的社会理论家都是在现代化的观点中思考问题的。[83]波斯纳的这个结论，也得到了来自法和经济学角度的更具定量化的论证。一个没有历史根基的学术研究不可能长久。[43]不管他们的观点如何，都认为习惯法和制定法是法典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渊源，应该实现两者有机融合。
再次，在研究手段上，缺乏其他学科的参与，显得较为单一。现代西方出现的法治危机，也应归结于近代西方习惯法命运中心论受到的冲击。
[55] 即使是持习惯法边缘论的理性至上主义法学，在强调制定法重要时，也没有忽视习惯法的作用。可以说，至今无人将上述四个方面尤其是后两个方面作一种整合、全面的研究和反思。
[14]对中世纪的人来说，法律不是有意制定的，它首先和主要是共同体的习俗，即共同体生活习惯的表达。早期的日耳曼国王是法官而不是立法者。
[6]魏敦友：《民间法话语的逻辑—对当代中国法学建构民间法的三种理论样式的初步探讨》，载《山东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75]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郑成良、杜景义、宋金娜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23页。也有学者认为习惯只是法从民众信念中产生的一种方式、方法和途径，习惯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习惯法处于从属地位，成文法的意义显得越来越重要。事隔70年后，布莱克顿沿着格兰威尔开辟的道路，撰写了《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
眭鸿明：《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7] 第三，普通法系中的习惯法。我国1929年《民法》第1条规定：民事法律无明文规定者，依习惯。
[12]如法典在一些章节的开头特别写上相互同意遵守的习惯用语。[78]习惯在经济和制度中的作用和意义，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还在不断地被人们所认识和发掘出来，不断地发展和上升。
